时光回到1968年，当时我的祖国匈牙利开始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府敦促国有企业的头头脑脑们增加企业利润。
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乏潦草敷衍。你希望他有一些实践经验。
最后的结论就是，在同一间法院内，法官是平等的。大量琐碎的纠纷是由民间自行解决，乡村宗族长老会议、市镇的各个行会等机构都履行着相当广泛的司法职能。这样的渠道，可以逐渐构造。更重要的是，法院的管理手段是理，而不是力。唯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其他领域的民主化，究竟有何区别？这些问题的答案，得从司法机构的独特性中寻找。
司法当然需要职业化，人世间各个行业都需要职业化。人民可以参与这类法庭，这些法庭可以借助地方性知识恢复正义，它们可以成为人民在各个领域进行自治的制度依托。辩护律师表示，对再审二审的判决结果并不乐观，但他和当事人都做好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所有准备
反之，若权利仅由政府用法律规定，那政府也可以立法的方式随时取消之。应当说，土地制度领域就已经面临着这样的瓶颈。但在我提到的那个研讨会上，几乎所有专家都不相信《土地管理法》可能朝着公众期待的方向修订，承认现有的种种地权创新。这种制度约束，恐怕也正是中国的改革经常呈现出走两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又退一步的态势的根源。
孔子早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其实，为什么那些在制度创新中获得收益的公众，还要等人组织，而不能主动地介入立法过程，推动这些制度进入法律，以确认自己权利的条款替代那些限制自己权利的条款？毕竟，立法是政治，而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经典定义，政治乃众人之事，而非政府部门之专利。
但是，从制度创新中获得好处的公众，难道就不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一定弱于那些阻力？在研讨会上，成都市社科院研究员陈同泽提出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农民主体意愿表达的路径设想。你不参与立法，最初形成的法律也就不保障你的权利，你怪谁？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度创新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原有法律是从计划体制时代遗留下来，或者即便是新制定的，也深刻地体现着那种精神。当立法企业家已经完成了规则、制度、产权创新的工作后，就应当启动一个政治性过程，把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事实确认为法律事实，把局部的、目前还被判定为非法的惯例合法化，从而给予相关的权利人以稳定的预期。
公正的人士会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对，政府却可以辩解说，自己的做法有法律依据。那么，合乎逻辑的做法当然就是推动《土地管理法》进行广泛的修订，使之确认地方政府和民众进行的大多数土地产权创新，使土地法律与现实的土地制度及人们的期待相吻合。即便是以低价购买的消费者，也始终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从而大大影响其福利。无法预料其存在于何处的某个普通人，因其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而采取某种新的行为模式，就像小岗村的农民把土地分到各户经营，其中就包含了新的法律事实。
他说，对于自上而下的集中立法，比如，通过修订《土地管理法》来界定、保障民众各种土地权利的进路，并不看好。他认为，重要的是社会事实，也即，各种权利呈现为民众的习惯。
比如，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设立了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些地方用于工业开发，靠近城市的地方则开发了小产权房。也就是说，局部的改革随时都可能遭到否定，而半途夭折。
由于缺乏基本法律保护，这些产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地方政府、民众在土地制度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创新，这些创新是合理的，甚至也被执政党的政策所认可。观察一下过去的30年，尤其是最近若干年，可以发现，各个领域的改革其实都存在这种局面。随着政府的打击，立法企业家的努力就付之东流，没有什么制度变迁的意义。过去若干年来，各地涌现了不少在土地领域进行产权创新的立法企业家。周其仁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这个看法我却不能赞同。
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推动法律变革，当立法企业家已经完成了规则、制度、产权创新的工作后，就应当启动一个政治性过程，把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事实确认为法律事实，把局部的、目前还被判定为非法的惯例合法化，从而给予相关的权利人以稳定的预期。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也确实大面积拆毁此类房屋。
专家们觉得，阻力太大了，这种阻力来自某些政府部门，来自地方政府，也来自意识形态。但现有的《土地管理法》，以及有关部门正在主导的修订草案建议稿，却不予承认。
在反思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时，我也一直强调一点：中国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大体上是由各个领域的立法企业家(rule-making entrepreneur)推动的。不过，对于任何一项改革来说，更不要说对于体制转轨来说，仅停留于这一阶段是远远不够的。
因而，即便人们承认立法企业家的活动是合理的，合乎市场之理，法治之理，自由与权利之理，但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对立法企业家的活动予以打击。换句话说，此时，社会的制度创新活动面临着法律瓶颈。组织者也可以是国土资源部。只有这样的权利才是稳固的。
近日参加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最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在一个特定语境中谈及他对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认识。面对这种辩解，守法的律师会陷入苦恼之中。
他提出，省级人大可以选择一些农民代表，进行讨论和听证。但按照现有的土地法律，这样的产权制度是非法的，政府随时可以进行打击。
按照这样的法律，立法企业家的活动通常是违法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小产权房有一定合理性
按照这样的法律，立法企业家的活动通常是违法的。他提出，省级人大可以选择一些农民代表，进行讨论和听证。无法预料其存在于何处的某个普通人，因其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而采取某种新的行为模式，就像小岗村的农民把土地分到各户经营，其中就包含了新的法律事实。你不参与立法，最初形成的法律也就不保障你的权利，你怪谁？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度创新 。
也就是说，局部的改革随时都可能遭到否定，而半途夭折。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也确实大面积拆毁此类房屋。
地方政府、民众在土地制度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创新，这些创新是合理的，甚至也被执政党的政策所认可。周其仁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这个看法我却不能赞同。
只有这样的权利才是稳固的。组织者也可以是国土资源部。
